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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15 | 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娱乐节目？
低俗节目倒人胃口
吴先生一家三口人都喜欢看电视，经常边吃饭边看电视节目。吴先生的儿子今年四岁了，慢慢地，他通过电视节目学会一些“哇塞”等语言了。有一次，电视播放一个娱乐节目，让一个大美女蒙上双眼，然后把头部伸进一个装有十几只白老鼠的箱子里。白老鼠在美女的头上爬来爬去，引起阵阵惊叫声。吴先生的儿子也在美女的惊叫声中吓得哭出来。
吴先生称，看电视本来就是为了娱乐，自己的儿子却被娱乐节目惊吓，心里实在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他同时也为那名自认为有机会展示自己“勇气”的女孩子感到可悲，“真正的勇者不是和白老鼠玩在一起的人，而是应该具备最起码的素质———爱心。我们能说一个杀了人的家伙是勇者吗？”他认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了类似的低俗化倾向，一开始是台湾的综艺节目，随后内地的不少节目也纷纷跟着效仿，已经让观众大倒胃口。
华侨大学人文学院林老师称：“一些娱乐节目展示低俗内容，观众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后，很快就会鄙弃。”
媒体承担社会责任
近年来，电视娱乐节目越做越多，越做越火，丰富了荧屏，给老百姓带来了许多欢乐。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一些节目由于过分追求收视率，想尽办法吸引观众眼球，推出“品位不高、内容低俗”的节目。一些“格调媚俗、语言低俗、动作粗俗”的娱乐节目，在赢得较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反感和愤慨。据北京师范大学曾经做过的《北京大学生收视状况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电视娱乐节目流于庸俗，过于泛滥；42％的受访者认为其品位不高，低估了观众的智商和审美标准。
业内人士分析，客观地说，制作单位追求高收视率本无可厚非，但应该考虑的一点是，现在收看综艺节目的大多是一些青少年，节目中充斥的低俗、色情、恶心的内容，对处于身体和心理成长期的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一些青少年模仿一些娱乐节目流行语言，如“哇塞”、“你好可爱哦（装弱智）”、“好开心哦（装天真）”等，可以说都是受低俗节目负面影响的结果。
公共媒体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林老师对记者说，制作单位在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和噱头的同时，也应该考虑一下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掌握娱乐化节目的平衡和分寸，“要娱心不能娱人”。
观众需要什么娱乐
业内人员解释，像《勇者总动员》等节目内容虽然刺激，但都是“有惊无险”，节目中使用的活老鼠是从大学实验室买来的，肉蛆也是专门购买后根据医学要求放在紫外线培植箱中，达到规定天数后才在节目中使用，“搞这样的节目完全是为了娱乐观众”。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观众认为，现在人们的生存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也比较紧张，看一些娱乐电视节目是“为了放松，缓解压力”，“假如看电视时也要绷紧神经，不能适当缓解，那不是太累了吗”。
不同群体的人们会因为不同的文化修养和趣味，存在所谓的“知识沟”，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因为文化的差距，可能选择不同的娱乐节目，“做一台老少皆宜、男女同爱的娱乐节目是相当困难的”。那么，群众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娱乐节目？林老师分析，既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些搞怪、猎奇的节目也就应运而生，所以像《勇者总动员》等娱乐节目，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自己的观众群。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喜欢看“低俗”娱乐节目的人群指责为素质低下，但是，大部分观众喜欢的还是一些经典的、有水平的娱乐节目，比如去年国庆节期间推出的《国庆七天乐》、《国际艺苑》等。我们也希望今年春节能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娱乐节目。
崔永元：现在的娱乐节目没法看！
“我不反感娱乐，我也想看娱乐节目，高兴高兴，但就是反感恶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爱看，我理解不了。有些人还装疯卖傻呢，女的装男的，男的装女的，开的玩笑不可笑，找的噱头也很低俗，不光没品位，还没技巧，连怎么逗人笑都不会。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别让我说他们了。”
七十年前，有一群人为了生存和信念踏上艰险征程，七十多年后，将有另一群人沿着这条道路再次远征。这样的活动可想而知将带来炒作的嫌疑，面对质疑，崔永元很生气：“炒作？谁要是说我们炒作，就让他来一把让我看看。如果他也敢于做、能做成，我就承认我们是炒作，如果做不到，就请他闭嘴。这次活动不仅是对队员们毅力、体力的考验，简直就是玩命。”
我只请有口碑的名人
那些负面新闻满天飞的，甭说请他，自己报名我们都不要，不能玷污长征。
新京报：怎么想到要重走长征路？
崔永元：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和毛泽东的外孙孔继宁一起聊天聊出来的。他说他要拍两部电视剧，都是主旋律的，想让我参加。他正好提到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我就说我们可以搞个“我的长征”。当年红军有敌人围堵，条件那么差，都能走下来，现在的人条件这么优越，还能不能走下来呢？
新京报：你们请了很多名人，包括田壮壮、姜文等，你是怎么和他们沟通的？
崔永元： 我说我要走长征路，你们愿不愿意一起走。他们就笑，说我们可没有工夫陪你走一年。我说没事，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就来走一下。说实话，在道义上支持一下、摇旗呐喊一下也行。有人要问起姜文崔永元走长征的事，你起码知道，然后告诉大家这是件好事，应该去走。如果再有时间，我特希望他们能下来走一段，到乡村里，跟当地人联欢演点节目。因为他们是大腕，平时看不到，也让老百姓看看真人长什么样，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当年长征那么辛苦，打着仗还有宣传队呢。
新京报：请名人是考虑到吸引眼球、提高收视率吗？
崔永元： 没有。文艺小分队肯定是有名人加入的，要不然你在那儿演，谁知道你是谁啊。眼球效应方面，你可以这样想，节目52集，这么多名人凑一起也不够一集的长度啊。
新京报：如果有知名艺人主动要求参加长征，但有自己的小心思呢？
崔永元： 我在这个圈子里，我知道谁是谁。对于有些人，我会告诉他，你先干别的去吧。我的选择标准是很明确的。包括21个选手，面试的时候我经常给他们下套，比如我告诉他我想作假，你能不能帮我，他说可以，我马上就淘汰他。我只要意志坚定的人，有个选手面试的时候我一直在跟他说我要做成一个娱乐节目，他不干，他说那就算了吧，那我就不参加了，所以我就留下他了。你看我现在选的这些名人，姜文，王志文，田壮壮，刘欢，都是有口皆碑的，大家都知道他们既做事，又做人。
那些负面新闻满天飞的，甭说请他，自己报名我们都不要，不能玷污长征。
制播分离势在必行
如果节目出来很差，别人就没兴趣，就不会给你钱了，没人支持节目就更烂，以后就干不了这一行了，应该是这样一种机制，以后都是这样。所以这次我没跟台里要钱，跟台里要了自主经营的政策。
新京报：上次你说节目要自筹资金，现在解决得怎么样了？
崔永元： 消息见报两天以后就解决了。现在节目的经费大部分筹到了，善款也筹集了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在跟我们联系。不过我们不是想靠这个赚钱，包括善款我觉得都不是越多越好。如果给我十个亿，花不出去，我觉得会成为一个包袱。我希望筹到四五千万左右，一年中合理地用出去。节目经费筹够了就行。跟我们联系的企业还有竞争呢，不是说来了就要。
新京报：现在一共筹了多少钱？
崔永元： 节目经费已经筹了两千万，还需要一千万左右。善款筹了1600万，建25所医院、50所小学肯定够了，但我们希望做更多的善事，所以希望善款在五千万左右。目前来看，一点问题都没有。
新京报：你们的基本目标是25所医院，50所小学对吗？
崔永元： 50所小学还没定，虽然好说也好记，但会根据具体情况来做，比如有的地方不缺小学，缺桌椅缺图书缺电脑，甚至缺水井，反正就是因地制宜，解决当地的具体问题。
新京报：这么大一笔钱谁帮你管？
崔永元： 现在有两家基金机构在和我们联系，我们也在考核看和谁合作好，看谁信誉好。按国家规定，我们不能把这钱揣自己口袋里干好事，必须进入基金，在他们的监督下，把钱花好。
新京报：这个节目制播分离，是台里的意思还是你主动提出来的？
崔永元： 是我主动提出的，我希望有一个好的政策。
因为制播分离势在必行，今天不做，明天也得做，早晚得这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方式，你要用你的节目影响力，节目制作水准的精良来换取制作经费，而不是吃大锅饭，台里咣咣咣把钱砸给你，也不管节目做得多烂，你要老有这个机制，也就老做不出好节目来。比如《我的长征》还没做出来呢，我们还缺钱，如果节目出来很差，别人就没兴趣，就不会给你钱了，没人支持节目就更烂，以后就干不了这一行了，应该是这样一种机制，以后都是这样。所以这次我没跟台里要钱，跟台里要了自主经营的政策。
新京报：台里对制播分离是什么态度？
崔永元： 台里希望试一试，将来可能有更多的节目要走这条路。
现在的娱乐节目都没“格”
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节目就有什么样的观众，形成一个恶性互动。
新京报：央视国际频道的《情艺在线》请了吴宗宪做长期主持，你看过他在台湾主持的节目吗？
崔永元： 看过片断，当然不喜欢。对这样的节目一点兴趣都没有。
新京报：他的节目在台湾收视率很高，他是当地的综艺天王。
崔永元： 没有规定说我必须得崇拜台湾的综艺天王。吴宗宪本人我不太熟悉，但我可以明确地说我就是不喜欢他的节目，而且几乎所有的娱乐节目我都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没“格”。
新京报：娱乐节目就是要逗大家开心，放松一下嘛，你原来不是说电视应该娱乐的更娱乐，严肃的更严肃吗？
崔永元： 那也要有格啊。
你可以看看俄罗斯、意大利的喜剧电影，再看台湾的喜剧电影，就知道什么叫“格”，它们有天壤之别。逗大家一笑，不错，是个宗旨或者手段，但要用高雅的方式。我也不太看娱乐节目，偶尔打开电视看一下，觉得这是他们的通病，没有品位没有品格。
新京报：这么说娱乐节目都没品位，那大家看什么？
崔永元： 谁说娱乐就非得没有品位啊，娱乐也可以有品位啊。
新京报：你不是说娱乐节目都是这样一个通病吗？那你让中国老百姓看什么娱乐节目？
崔永元 ：中国老百姓就爱看这样的节目啊，你以为呢？
是他们爱看这个节目，如果他们不爱看，这些节目早就没了，就是他们把这些节目吹捧成这样的。我过去就说过这话，这叫恶性互动，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节目就有什么样的观众，形成一个恶性互动。
新京报：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节目？
崔永元： 我基本上打开电视看足球。台里的节目比较喜欢的有《见证》（CCTV-10），有味道；《探索·发现》（CCTV-10）时好时坏。
新京报：这些好像都是讲的离现在比较远的事情，是距离产生美感吗？你不喜欢看讲当下的节目吗？
崔永元： 讲当下的节目，我能想起来的，《新闻调查》大部分都做得不错，还有《纪事》；元元的《看今天》也很好。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和黑龙江卫视的《新闻夜航》，这些讲当下的节目都很好。
新京报：可这里没有一个是娱乐节目啊。
崔永元： 我不反感娱乐，我也想看娱乐节目，高兴高兴，但就是反感恶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爱看，我理解不了。
有些人还装疯卖傻呢，女的装男的，男的装女的，开的玩笑不可笑，找的噱头也很低俗，不光没品位，还没技巧，连怎么逗人笑都不会。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别让我说他们了。
新京报：你年轻的时候不看娱乐节目吗？
崔永元： 看啊。原来的《正大综艺》有个环节叫“绕着地球跑”，还有一些知识学问，开玩笑的起点也比较高。另外，我也是相声爱好者，郭德纲的相声我也很喜欢，是不是与时俱进啊。刚开始大家都说郭德纲好，我说我不信你们的，我一定要自己听完才知道，我听了两次以后就觉得真是好，很喜欢。
新京报：等《我的长征》做完了，你想做什么？
崔永元： 还不知道，到时候再看吧。说不定做个娱乐节目，让大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有品格的娱乐节目。
娱乐节目低俗遭批 专家称"超级女声"恶俗
昨天，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珍惜受众信任，树立健康形象”主题座谈会，并发出倡议书，号召抵制广播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主持人低俗之风。崔永元、朱军、李咏等针对观众提出的“文艺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倾向”的问题展开讨论，达成“片面追求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共识。传媒界专家认为解决办法是在黄金时段增加新闻、社教类节目的播出量，希望公众参与到“如何避免低俗化”的讨论中。
专家分析低俗化原因
座谈会由播音主持委员会理事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铁城主持。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播音主持委员会会长李丹首先分析了文艺娱乐节目出现低俗化倾向的原因。
李丹认为：“这股低俗之风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时下文艺娱乐节目主持人的素质良莠不齐。2.文艺娱乐节目的策划定位出现偏差。3.各地广播电视台站对于怎样处理媒体社会责任和收视率、收听率等经济效益的问题把握不一。”李丹在会上指出，“只有加强在岗的播音员、主持人的管理和培训，提高节目编导策划人员以及媒体管理人员的认识和素质才能促使广播电视向健康方向发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当天参加座谈会的播音员、主持人可谓“阵容强大”，电视台的有李瑞英、罗京、崔永元、朱军、李咏、贺贝奇、余声、文燕、赵宁、旭东等；广播电台的有梁红、张东等。
崔永元、朱军、李咏带头发言，一致表示“绝对拥护倡议书”。崔永元语出惊人，称“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稍做解释后，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他说，目前电视台把收视率当成命根子，因为收视率影响广告收益，收视率也就成了衡量节目质量和主持人能力的标准，从而造成少数主持人放松自身约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风。
崔永元说：“将收视率作为评判标准不科学，不能以理服人。据我所知，某些收视率数据并不准确。比如央视十套的社教类节目，格调高雅，社会反响非常好，收视率却不理想。”
专家称《超级女声》恶俗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认为，开展公众舆论监督和制定奖惩机制能更好地解决低俗化问题。
他说：“让公众参与到‘如何避免低俗化’的讨论中来，像听证会一样，应该让公众来衡量什么是低俗，低俗的表现是什么，形成舆论监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表示，“边缘新闻主流化”也是造成低俗化倾向的原因之一，“《超级女声》是很恶俗的节目，只有降低这些节目的播出量，并在黄金时间增加新闻、社教类节目的播出量才能解决节目的低俗化问题。”
走出电视娱乐节目庸俗化的困境
电视娱乐传播的流行已成为世界性的风潮,与此同时,过度的娱乐化也遮蔽了电视的文化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渐成规模,但也渐渐走进了“娱乐至上”的怪圈:对“快感” 的追求替代了对“美感”的追求。娱乐节目文化内涵的缺乏以及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娱乐传播陷入困境。
未老先衰: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症候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大体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以《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为代表的综艺节目类型;第二阶段是以《快乐大本营》和《欢乐总动员》为代表的游戏类娱乐节目;第三阶段是以《幸运52》和《开心辞典》等为代表的益智博彩类节目;第四阶段即“真人秀”节目,平民走到观众面前,而且成了明星。如今电视娱乐节目就其形态而言,已出现了综艺类、速配类、益智类、博彩类、游戏类、真人秀等多种样式。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从模仿到创新,已走过了数十个年头。一方面电视娱乐节目带来了新的理念,丰富了节目样式,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娱乐需求;但另一方面电视娱乐节目又因其面孔的雷同、创意的缺乏以及品位的低俗而日益遭人诟病。进入新世纪以来,电视娱乐节目已呈落潮之势,很难再无限风光了。这表现在娱乐节目的电视收视率开始下降,节目总量开始减少,娱乐节目占所有电视节目的份额从2000年的5.4%下降到2002年的4.5%,一些老牌电视娱乐节目也难以为继。2000年9月30日,湖北电视台的《今夜情缘》宣告结束；此前北京电视台的《今晚我们相识》、广州卫视的《屏中缘》已悄然“退出江湖”;2003年9月,开风气之先的中国内地版的“爱情速配”节目《玫瑰之约》也宣布停播整改。荧屏上撤出了一支又一支的“迎亲队伍”,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今天,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对娱乐节目质量表示不满。可以说,短短十余年,电视娱乐节目已表现出“未老先衰”的症候。
“愚乐”至上:缺乏人文内涵的电视传播
电视娱乐节目的困境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源自过分追求形而下的“快感”,而忽视了形而上的“美感”,导致节目“人文内涵”缺乏。在当下的电视娱乐节目中,文化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的是它的感观刺激功能和游戏功能。文化被“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商业化”了。有专家说：“电视大众文化在物质话语僭越的当代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稀释、消解着高雅文化的艺术性。具体表现为那些具有大众文化倾向的电视文本以商业目的的直接功利性替代着高雅文化的无功利性;以程式化、复制化、平面化、无深度感对抗着高雅文化的个性、独创性、典型性;以情感策划的虚假性拆解着高雅文化的情感判断的真实性和深沉感;以享乐性、消遣性置换着高雅文化的启蒙性、先驱性。”(隋岩:《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格局》),这一论断可以说戳破了娱乐泡沬的美丽光环,让人看到了电视娱乐的软肋与流弊所在。
低俗的传播品位。内容肤浅、格调庸俗已成为人们对娱乐节目的一大诟病。“思想淡出对话,内容淡出形式,感性驱逐理性,夸张取代真实,搞笑胜过幽默,表象打败内涵,形而上的关怀让位于形而下的自娱自乐”,娱乐传播“繁华”的背后是思想和艺术的“贫乏”。
“弱智化”的传播内容。传播内容的高下决定其传播效果的好坏。纵观电视娱乐传播的内容,“弱智”、“幼稚”、“空洞”、“无聊”甚至“恶心”彰显殆尽。“一套莫名其妙的问题,二个颠三倒四的主持,几个七拼八凑的嘉宾,满座憨头憨脑的观众”,“娱乐”几成“愚乐”,“益智”实为“抑智”。无需思考的“思考”,无需品味的“品味”,充分暴露出了娱乐节目的肤浅、媚俗与平庸。实际上,“以丑为美”,拿嘉宾的隐私开涮,一度成为娱乐节目的“亮点”。有的娱乐节目竟以金钱为诱饵,鼓励节目参与者吃虫子。
缺乏创新的传播模式。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电视娱乐节目的内容贫乏、形式单一,恶意模仿与相互克隆也是导致娱乐节目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1998年湖南电视台《玫瑰之约》一炮走红,各电视台群起而效之。《玫瑰之约》不仅催生了一个个“玫瑰家庭”,更催生了一大批东施效颦的克隆者。除北京电视台的《今晚我们相识》外,还有海南电视台的《男女当婚》、陕西电视台的《好男好女》、重庆电视台的《捣痔炜铡贰⒏＝ㄓ邢叩缡犹ǖ摹墩媲橄嘣肌贰⑸虾６轿朗拥摹断嘣夹瞧诹贰⑽浜河邢叩缡犹ǖ摹断嗨际飨隆贰⒘赡缡犹ǖ摹兑患阈摹贰⒑颖钡缡犹ǖ摹缎男墓愠 贰⒑幽系缡犹ǖ摹端媚阈亩贰⒈本┯邢咛ǖ摹独寺镁谩返鹊取６犊炖执蟊居访媸篮?除了在观众中,也在同行中刮起了一股“快乐旋风”。1999年1月2日,北京有线电视台《欢乐总动员》在一片“欢乐”气氛中亮相。江苏卫视推出《非常周末》,福建东南台推出《开心一百》,各大媒体竞相抢滩这个刚刚开发出来的“娱乐市场”。这些节目不但名称大同小异,连节目内容,环节的“起承转合”也都基本雷同,“你有我有全都有”的节目现状,使得观众的收视心理在这样“千人一面”的娱乐轰炸中达到了饱和,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
寻找出路:打造中国电视“绿色娱乐”
尽管当下很多电视娱乐节目不令人满意,但电视娱乐节目的释放功能、宣泄功能,减压功能是其他无法代替的。当下人们对娱乐节目的既骂且爱的矛盾心理,恰恰说明一方面我们不能缺少娱乐,另一方面目前的娱乐节目的确还不尽人意。中国电视娱乐传播如何走出困境,又将何去何从呢?健康积极,趣味盎然又没有视觉污染的“绿色娱乐”或许正是其出路所在。
首先,坚守“品质、品位与品格”,提高娱乐传播的文化内涵。电视娱乐节目要致力于提升品质和品位,做到“不肤浅、不流俗、有深度、有品位”,或说“通俗而不庸俗、用情而不滥情、娱乐而不愚乐、平凡但不平庸”。应该看到,有些电视娱乐节目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如凤凰卫视的《娱乐串串SHOW》,就把娱乐和人文内涵结合得很好。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开心辞典》等则将知识与娱乐结合起来,通过设置“家庭梦想”、“场外求助”等形式,将“知识就是财富”、“竞争与合作”、“亲情与爱心”等正面理念贯注到节目中,虽然仍难掩商业化色彩,但毕竟为娱乐节目提升文化品格开辟了一条新路。
其次,以人为本,走平民主义路线,加强娱乐节目的互动传播。和任何大众传播一样,电视娱乐传播要赢得观众,必须建立“受众本位”的传播观。受众本位与传播者本位不同,传播者主要根据受众的需要来确定传播的目的、步骤以及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并以受众的实际状况作为评价传播得失的标准。在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关系中,受众是传播者服务的对象。纵观一些成功的娱乐节目,“平民化”与“生活化”已成为其重要的传播策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非常6+1》、《星光大道》等节目走的就是平民主义路线,打造了众多“草根英雄”和“民间偶像”,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积极参与。
再次,不断创新,实施立体化、本土化的传播策略。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最大问题还在于缺乏创新,内容贫乏,形式单一。《欢乐总动员》的策划魏永刚认为:“如今国内综艺节目的制作和改版都面临着盗版的问题,一个综艺节目的优秀创意一产生,很多人就会不假思考地模仿,而不是学习、创新。但其实只有动脑筋的综艺节目才能生存,简单模仿,观众并不买账。”的确,“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立体化”、“本土化”是节目创新的比较可行的传播策略。所谓“立体化传播”也即“跨媒体传播”。电视娱乐节目要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除了借助电视媒介本身外,还应该联合纸质媒介和网络媒介,并积极利用手机等现代传播工具,整合相关媒体资源。实际上,今天已鲜有不借助其他媒介进行传播的电视娱乐节目了。如由北京维汉文化传播公司发起,四川电视台,湖南经视等全国20多家广播电视单位参与制作的电视真人秀节目《走入香格里拉》,推出之时就联合了全国150家强势纸质媒体和120家知名网站。借助于电视、报纸和网络形成了多媒体、大规模的立体传播,观众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和图像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并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分享信息。
娱乐节目要发展,也应致力于实现“本土化”传播。我国的娱乐节目是从模仿境外节目开始的,很多节目现在还存在着明显的模仿痕迹。那种不顾中国国情和老百姓的接受心理,生搬硬套、机械模仿的做法只会将娱乐节目带入死胡同。中国电视娱乐必须面对竞争,多多挖掘中国的传统资源和民间资源,加快娱乐节目的本土化进程。中国电视娱乐传播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充分研究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致力于推出适合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节目,才有可能赢得更多受众。
56%大学生认为电视娱乐节目庸俗
大学生代表着青春与未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收视群体，他们对待当今电视节目的态度怎么样？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99级研究生与中文系研究生联合实施了《北京大学生收视状况调查》，调查范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23所大学的在校学生，受访者大多有收视条件。调查采用问卷填写方式，共发放问卷114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7份。这些回答虽然算不上石破天惊，但依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大学生的窗口。
充分使用“遥控权”
受访大学生中很少有人能够完整地看完一个节目，更多的是频繁地换台，有近一半的学生在看电视时是频繁换台的，28％的学生是在节目插播广告时换台，“选定一个节目就不再换台”与“完整地看完一个节目再换台”的受访学生的比例持平，分别仅有11.1％。
不相信广告宣传
新节目露面总伴随着大量的广告，不过，大学生们认为，影响自己看节目的首要因素是“自己看到觉得好”，占72％，这个比例大大超出其他外界的影响力；而媒体广告宣传的影响是最无力的，有近3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收看新节目的最不依赖的因素是“报纸、网络、广播的广告宣传”。
认为娱乐节目庸俗
37％的受访者认为娱乐节目符合大众化、通俗化的潮流，43％的受访者认为娱乐节目满足了大众娱乐休闲的要求。这说明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娱乐节目的兴起是与社会文化背景相连的。不过，56％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娱乐节目流于庸俗，过于泛滥，42％的受访者认为品位不高，低估了人的智商。显然，大学生对娱乐节目提供的娱乐并不满意，并已提出更高的要求，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没有错，但一旦流于庸俗，过于泛滥，就将适得其反。
喜欢偶像剧和名著改编片
38％的受访者喜欢看青春偶像剧和文学名著改编片，喜欢看都市言情片和历史剧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35％和31％。这表明大学生一方面喜欢青春活泼、富有朝气的电视剧，同时他们也需要收看有一定历史文化的片子。而收看科幻片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0％，也表明大学生对知识型、科技型电视节目的关注。总的来说，文科生更偏爱青春偶像剧，而理科生喜欢文学名著改编片和战争片。
对明星的态度趋向两极
对明星与栏目的关系大学生表现出强烈的两极观点。47％的受访者表示，有没有明星不影响对一个栏目的收视，而45％的受访者又表示，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明星才觉得一个栏目好看。有讨厌的明星就放弃看该栏目或兴趣大减的的受访者比例为27％。至于有明星才看这个栏目或有明星就无法忍受的受访者均为7％。由此看出，大学生对明星与电视栏目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水火不容的两极态度，一批人是追星族，另一群人又是反感明星者。总的说来，女大学生是较为热烈的追星族，男生对待明星与栏目的关系显得冷静得多。
主持人并非关系到栏目的存亡
多数大学生对电视主持人的喜爱是与其所在的栏目紧密相连的，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对栏目的关注更为稳定。如果所喜爱的主持人离开了所在栏目，63％的受访者兴趣减半，但仍会偶尔关注；有33％的受访者可以不受影响地继续收看；而不再看这个栏目或者跟着新主持人看新栏目的仅占3％。这说明，主持人对一个栏目是有很大影响的，但也并非关系到栏目的生死存亡，尚不是决定观众收视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栏目自身的质量才是能否吸引观众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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